高市早苗又挑衅，但这一次，中国为什么不再提“抵制日货”？
2012年钓鱼岛事件时，全国都在喊“抵制日货”，街头随处可见怒砸日系车、拒买日系品牌的情绪宣泄。而如今，高市早苗的激烈言论同样引起中国舆论强烈反弹，但社会反应却明显不同——很少有人再提抵制。

不是中国人不愤怒，而是中国人根本已经很难找到值得抵制的日本品牌了。

过去几年，随着中国消费市场升级、日本制造力下降，日本品牌在各领域几乎全面被国货替代：
汽车市场被自主品牌重塑；
家电、数码被国产全面反超；
日化、小家电、生活用品也快速失去存在感。

今天的中国市场，日本品牌早已被挤到边缘，是否抵制已不再重要，国货的崛起，让日本企业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中国人的生活。

所以今天，当日本政客挑事时，中国社会依旧愤怒，但消费端没有波动，因为市场早已把日本品牌边缘化得干干净净。

也正是这种产业衰落，让日本出现了更深层次的集体焦虑。

几十年来，日本维持“中等强国”地位的两大支柱：
一是美国的战略庇护；
二是中国的大市场贡献。
如今，这两条都出现松动。
美国战略收缩，希望日本承担更多成本；
中国的技术崛起与市场竞争，让日本企业全面失势。
日本赖以自信的经济基础正在消失，地缘政治话语权也随之下降。

当担忧被边缘化成为主旋律，日本政治精英就开始“往激进方向跑”：
通过渲染台海紧张，向美国证明自己的战略价值；
通过制造“中国威胁论”，刺激国内选民支持修宪、扩军。
高市早苗叫嚣“武力介入台海”，也是同一套逻辑：害怕被忽视，就不断提高挑衅声量。

越害怕被抛弃，就越大声叫嚣；
越经济走下坡，政治动作越激进；
这种“求存在感式挑衅”，反而让日本显得更加失控。

日本越焦虑，就越激进；越激进，就越破坏地区稳定；越破坏稳定，就越暴露其求存在的窘态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

相比之下，中国不需要再靠情绪抵制来表达态度。真正有效的回应，是市场结构的改变，是产业优势的反转——日本的那些东西，中国人已经完全不需要了。

而这，正是让今天的日本对中国愈发神经过敏、甚至近乎歇斯底里的根源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