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44年，清军进了山海关。

那会儿的四川，成都城里头老鼠比人还多，一只猫能在空荡荡的街面上横着走，整座城活像一座大坟场。

从李自成揭竿到吴三桂咽气，前后五十四年，大明江山被打成了一锅烂粥。

明末全国拢共一亿人，到了顺治年间，官府手上登记在册的丁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。

就算按一家五口倒着推算，满打满算也就六千万上下。

四川更惨，原本六百多万号人，最后就剩下五十来万，有些县连一个活人都找不着。

一个省还没北京一个区人多，就是这么一个光景。

那后来是怎么从这点家底，一路涨到四万万人的呢？

1644年清军入关的时候，整个中国都泡在血水里。

李自成的农民军、明朝的残余军队、各地的反清义军、还有后来吴三桂等人发动的三藩之乱，前前后后打了将近四十年。

那时候的中原大地，真的是千里无鸡鸣，白骨露于野。

四川地区从张献忠入川开始，各路势力在这片土地上反复拉锯，到康熙二十四年统计的时候，整个四川的人丁数折合成人口也就二十万左右，有的县甚至只剩下几百户人家。

朝廷不得不发动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，从湖北湖南广东江西迁了六百多万人过去，才慢慢把四川的人气填回来。

顺治九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统计的时候，数字是1448万，就算加上瞒报的隐户，整个国家也就几千万人，是明末以来的最低点。

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，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召集大臣，宣布了一道圣旨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固定标准，以后再生的人丁，永远不用再加丁银。

这一年的丁数是2462万，丁银总额固定在335万两，不管以后人口怎么涨，这部分钱都不再增加。

圣旨传到地方的时候，很多老百姓一开始还不敢信。

之前几千年，历朝历代都是按人头收税，家里多一个男丁就得多交一份钱，多地主打着瞒报人口的主意，穷人家生了孩子不敢上户口，甚至有的人家生多了养不起，刚生下来就溺死。

从这道圣旨下了之后，至少新增的人口不用再担心交税的问题。

真正把老百姓身上的人头税枷锁彻底打碎的，是雍正推行的摊丁入亩。

雍正登基之后，开始在全国逐步把丁银全部摊到田亩里收，家里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税，没地的佃户干脆就不用交丁银了。

这个政策推行的过程并不顺利，地主士绅们拼命反对，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地多就要多交税。

但雍正咬着牙推了下去，到乾隆年间终于在全国落地。

从这时候开始，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彻底消失了。

老百姓再也不用为了逃税把人口藏着掖着，生了孩子大大方方去上户口，家里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，反正也不用额外交钱。

之前统计不上来的隐户一下子都冒了出来，人口数字开始猛涨。

光有政策还不够，得有足够的粮食养活这么多人。

明朝万历年间，一个叫陈振龙的福建商人在吕宋做生意，发现当地种的红薯产量极高，生熟都能吃，还耐旱。

当时西班牙人严禁把薯种带出境，陈振龙想了个办法，把红薯藤拧进船上吸水的缆绳里，外面抹上泥，在海上漂了七天七夜，终于带回了福州。

巧的是第二年福建就闹大旱，五谷不收，他让儿子陈经纶给福建巡抚金学曾递了帖子，说这个东西能救荒。

金学曾半信半疑让他试种，四个月后挖出来，小的像胳膊粗，大的像拳头，味道甜丝丝的，一亩地产量是普通谷物的好几倍。

金学曾大喜，立刻在全省推广，靠着红薯，福建那次灾年活下来不少人。

后来陈家七代人都在各地推广红薯，徐光启还写了《农政全书》讲怎么窖藏薯种过冬，解决了北方种红薯的难题。

到乾隆五十年，乾隆皇帝亲自下旨，说红薯既能当饭吃又耐旱，让全国都学着种，这东西才真正传遍大江南北。

和红薯一起进来的还有玉米和马铃薯。

这些作物有个最大的好处，不挑地。原来的水稻小麦得在平整肥沃的水浇地里种，山地、沙地、盐碱地根本长不了。

但玉米红薯不在乎这些，南方的崇山峻岭，北方的黄土高坡，甚至原来寸草不生的荒山上，刨个坑埋点籽就能长。

乾隆年间开始，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背着铺盖卷进了山里，靠着这些作物开山种地，原来不能利用的边际土地现在都能长出粮食。

河北地区一望无际的玉米地，后来还给访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不过这些作物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了主粮，它们是在人口慢慢涨起来，平地的粮食不够吃了之后，才跟着逃荒农民的脚步一步步往山上走，反过来又养活了更多的人。

底层如此，上层的朝廷也在想尽办法增加耕地。

刚入关的时候，康熙就下了停止圈地的命令，把原来被满洲贵族圈占的土地还给老百姓，还规定新开垦的荒地免税年限从三年延长到六年，遇到灾年还能再免。

康雍乾三代一百多年里，全国的耕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半。

除了内地的荒地，朝廷还大规模开发边疆。

新疆地区从康熙年间就开始屯田，派军队过去种地，给耕牛给种子，后来林则徐被贬到伊犁的时候，还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修水渠开荒地，把大片戈壁变成了良田。

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，把原来世袭的土司废掉，派朝廷任命的流官过去管理，原来土司管辖下的人口和土地第一次真正纳入了国家统计。

改土归流之后，广西的人口从一百多万涨到七百多万，云南从九十多万涨到四百多万，这些人之前很多都是不算在国家户口里的。

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开始，内地一百多年没有大的战争，社会安定下来，朝廷又经常普免天下钱粮，组织人力治理黄河、兴修水利，老百姓终于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了。

这些因素凑到一起，人口增长的速度就像滚雪球一样。

乾隆六年，全国人口第一次突破1亿，乾隆五十七年就涨到了3亿，到道光十四年，也就是1834年，全国人口正式突破4亿，占了当时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还多。

很多人认为清朝人口增长全靠红薯玉米，其实只对了一半。

如果没有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，老百姓就算生了孩子也不敢报，甚至不敢生；如果没有长期的社会安定和大规模垦荒，就算有高产作物也没地方种；如果没有改土归流和疆域扩大，边疆和山区的人口也不会纳入统计。

这些原因说穿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让老百姓敢生孩子，能养活孩子，还能把这些人口实实在在统计上来。

四亿人口这个数字，从此成了中国人口的基数，后来常说四万万同胞，根子就在道光年间打下了。

只是乾隆皇帝晚年看到人口涨得这么快，也曾经忧心忡忡地说，人口比康熙年间涨了十多倍，种地的人少，吃饭的人多，这可怎么办。

他担心的事情后来还是发生了。人口涨到4亿之后，传统农业的潜力基本挖尽，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，大量剩余人口找不到出路，最终酿成了后来的社会动荡。

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，这一百多年的人口增长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格局，也奠定了今天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