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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萨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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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民从古到今都要怎么纳税？619年3月6日：中国唐朝公布租庸调法。

所谓租庸调法，是隋唐时期中国的赋税和徭役制度，政府借此征收粮食、布匹，以及强迫民众为政府出劳动力。“租”即田租，包括粟、稻等农作物；“庸”则是庸役，就是为政府服徭役；“调”是户调，包括桑、麻、布、绢等土产品。

租庸调法的特点是，同土地挂钩。

唐高祖时期，规定每个男丁每年需要交纳“租二石、绢二丈、绵三两”，还需要服劳役20天。

这里不谈绢和绵，唐朝的一石小麦重90斤。换句话说，唐朝每个男丁每年要交纳180斤粮食作为地租。

有趣的是，唐朝又规定：每个18岁以上男丁可以得到政府交给的上百亩田产（相当于今天80亩）。这上百亩田产中，二十亩归男丁所有，可以传给子孙，剩余八十亩则是政府田地，男丁死后需要交还给政府。

换句话说，男丁需要交纳的赋税和需要服的劳役，等于是政府授予80亩田地的租金。

自然，一个男丁无法种80亩田地，只能种20亩左右。

今天的学者一般认为，唐代粮食亩产量为1到2石，也就是男丁可以得到20到40石粮食收入。

其中需要交纳2石作为地租，这个地租并不算高。

至于绢二丈、绵三两，男丁如果不想花钱采买交税，恐怕就只能依赖有个贤惠的妻子自己纺织了。

所以，古代的劳动人民很希望找到一个手脚伶俐、能够吃苦耐劳的妻子。

在明代小说《喻世明言》中，有个故事“汪信之一死救全家”。地方豪强家族汪信之被污蔑聚众造反，最终导致家破人亡。夸张的是，汪信之被人举报，仅仅是因为一点小事。

有两个军官程彪、程虎，落魄之时去投靠汪信之。恰好汪信之不在家，就由心腹好友洪教头接待。

两个军官等待了几个月，汪信之也不回来，只能离开。

按照当时的江湖规矩，洪教头就要代替汪信之给两人一笔路费。

关键在于，洪教头家里没什么钱，就将老婆辛苦纺织的四匹绢赠送给他们。

然而，他的老婆辛苦几个月才纺织了这四匹绢，非常舍不得，就破口大骂：“老娘千辛万苦，织成这绢，不把来白送与人的。你自家有绢，自家做人情，莫要干涉老娘。” “你说他远来，有甚好意？前番白白里吃了两顿，今番又做指望。这几匹绢，老娘自家也不舍得做衣服穿，他有甚亲情往来，却要送他？他要绢时，只教他自与老娘取讨。” “甚么没廉耻的光棍，非亲非眷，不时到人家蒿恼！各人要达时务便好。我们开茶坊的人家，有甚大出产？常言道：贴人不富自家穷。有我们这样老无知、老禽兽，不守本分，惯一招引闲神野鬼上门闹炒！看你没饭在锅里时节，有那个好朋友，把一斗五升来资助你？”

听到这番辱骂后，两个军官勃然大怒，跑去检举汪信之和洪教头联合造反，惹出天大的祸事。

话虽如此，洪教头老婆不愿意将绢送人也是有道理的，毕竟这是她辛苦工作的所得。

除了粮食和绢帛的税收以外，最重要的是还有劳役。

古代的劳役非常小可，经常要让男丁离开家劳动一两个月，加上路上时间就更久远。

如果劳役是在农忙的时候，对农民家庭的损害就非常大。

所以，唐代政府认为服劳役可能会影响农民种地，也可以用粮食和布匹代替，这就是善政了。

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，租庸调法是非常先进且合理的，稍后日本和朝鲜都引进了这个制度。

不过，唐朝中后期，中国人口暴增，加上豪强家族大量兼并土地，导致政府已经无田可授。

农民得不到土地，还要强迫交纳各种税收和服徭役，苦不堪言，最终导致天下大乱。

到了唐朝后期的唐德宗，政府又进行税务改革，采用了杨炎的两税法。

两税法的特点是，不再一定要求交纳粮食和布匹，而是可以交纳铜钱。

对于农民来说，交纳实物存在一个运输的问题。在很多地方运输费用很高，甚至超过上缴粮食价格。采用铜钱的话，就大大减少了运输费用。

明代小说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中，有个“乌将军一饭必酬、陈大郎三人重会”的故事。

说的是苏州年轻商人王生，连续被同一拨强盗连续抢劫三次的事情。

其中王生第二次被抢劫，就是因为国家粮食运输问题：到了常州，只见前边来的船，只只气叹口渴道：「挤坏了！挤坏了！」忙问缘故，说道：「无数粮船，阻塞住丹阳运河水路。自青年铺直到灵口，水泄不通，什么船只都别想过。」王生道：「怎么好！」船家道：「难道我们上前去看他挤不成？打从宽敞的孟河走他娘罢。」王生道：「孟河路怕有贼。」船家道：「拼得只是白天行船，有什么问题？不然等到水路通畅，谁知道到哪一天？」因遂依了船家，走孟河路。果然是天青日白时节，出了孟河。方欢喜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若在内河里，几时能挣得出来？」

看看，粮食船只太多，连河道都被堵塞了，可见农民自行运输粮食有多艰难，显然直接交纳铜钱更有利于老百姓。

另外，两税法的纳税不再有统一标准，而是按照农民实际拥有土地的亩数和户口交纳。

这样一来，缺地农民就不需要按照100亩标准纳税，负担少了很多。

两税法维持了很多年，直到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。

我们再看看一条鞭法！

上面说了，两税法是需要服劳役的，在很多朝代往往需要农民免费为政府劳动一二个月。关键在于，劳役地点未必在农民的家乡附近，古代交通又不发达，农民赶路时间往往长于劳役时间。

这样一来，农民往往一年有二三个月不能在家劳动，对农户的影响重大。

同时，除了农业税、人口税以外，两税法没有杜绝各种苛捐杂税。而这些苛捐杂税，往往是正税的好几倍。

以《水浒传》真实历史来看，水泊梁山的人民造反，就是因为纳税太高。

当时北宋政府为了运送花岗石征调了大量民夫服劳役，导致当地农村严重缺乏劳动力，农民生活艰难。更夸张的是，北宋政府在梁山地区对渔民征收高昂的苛捐杂税，无论是否捕鱼都要交纳税收，渔民根本活不下去。最终就是，当地农民和渔民联合造反，形成燎原之势。

一条鞭法的本质，就是将徭役、田赋和杂税合为一体，一次性用白银交纳，不再要求交纳实物。

一条鞭法不再要求农民服劳役，只要给钱就行，政府拿钱再去雇人做劳动力。而且劳役同田地挂钩，田地多的就要多交劳役的白银，田地少就少交，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。

更重要的是，所有苛捐杂税被统一缴纳，也就杜绝了各种额外的税收。

一条鞭法的本质，除了减轻农民负担以外，更重要的是杜绝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的舞弊行为。

一条鞭法之前，大明的农民需要交纳巨额税收，然而政府国库却收到不多，经常出现财政赤字。

这主要是贪官污吏联合地方豪强营私舞弊，通过各种手段强迫人民多交税，自己少交税，同时通过征收实物、运输和劳役的各种漏洞敲诈勒索。最终就是，农民被折腾的很惨，政府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。

一条鞭法实行以后，政府按照人丁和田地纳税，这两个数据是不容易隐瞒的。

通过只需要缴纳白银的方法，政府进行减少了税收上的贪腐和舞弊行为。

自然，一条鞭法也有缺点，就是不仅仅按照田地纳税，也需要按照人丁交纳人头税。

清朝和民国进行税制改革，然而都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修补，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
换句话说，一条鞭法直到近代100年内才被彻底废除。

那么，唐朝的租庸调法之前，中国农民怎么纳税？

从西周开始，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赋税，之前基本都是单纯的纳贡。

所谓的纳贡，就是将各种实物作为贡品交给统治者。如商代各个小国都需要向商朝国王纳贡，但纳贡的种类、数量没有太多的限制。

周文王之所以从囚禁中脱困，是因为周国进贡了美女和骏马等稀罕的贡品，得到了商纣王的赞赏。

同样道理，周国这些物品来自于下属部落的进贡。小的部落进贡给大部落，再进贡给周国。

到了西周以后，中国封建制度慢慢形成，赋税制度就出现了。

早期主要采用井田制，也就是农民不缴纳具体税收，而是通过在贵族、地主的公田无偿劳动，公田的收获就当作纳税。

井田制度的主要问题，同毛时代生产队一样，就是农民无偿劳动的积极性不足。

农民种公田时出工不出力，导致亩产只是农民私田的几分之一。

加上当时中国人口有限，农民通过开垦大量荒地可以得到自己的土地，根本不需要使用贵族、地主的土地。

于是，井田制度慢慢瓦解，转而直接的纳税：最早的税是公元前594年，春秋时间鲁国的初税亩。在实行“初税亩”田赋制度之前，鲁国施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，私田不向国家纳税，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。鲁国实行初税亩，即履亩而税，按田亩征税，不分公田、私田，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，税率为产量的10%。

到了战国时期，各国都确定了赋税制度。以秦国为例，用商鞅两次变法，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，按土地多少征收田赋，按人丁征户赋。土地税和人头税并行的赋税制度，从此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。

到了秦汉时代，赋税制度全面确定，根据土地的多少征收粮食。

但秦代的赋税标准很高，农民要缴纳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二。

如果农民拥有大量土地且有耕牛，才能维持生活，少地或者无牛农民就难以生存，最终出现：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

秦朝之所以13年就灭亡，同赋税过高有着直接的联系。

汉代的赋税制度同秦代差不多，只是降低了税率。刘邦时期，制定了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政策，田赋的税率仅为6.7%，大大低于秦朝，由此得到人民的拥护。

在整个汉代，老祖宗刘邦制定的税率不能轻易改动。

仅仅东汉时，因战争需要才将田赋改为10%，等到北方统一后，征收面积扩大，又改为3%，创下了汉代最低税率。

汉朝除了田赋以外，还有人头税：与秦代单纯的数人头收税不同，汉代根据男女老少的劳动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，七至十四岁的儿童交口赋二十钱，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成年人交算赋一百二十钱，根据时局的不同而进行调整。

总体来说，两汉的赋税都比较少，人民生活压力较低。

汉朝主要问题是土地兼并，地方和中央的豪强贵族实力太强，将国家大部分土地夺在手中，大量农民沦为赤贫的庸仆、佃户。

所以，在东汉和西汉末期遇到天灾后，人民根本活不下去，只能全面反叛。

东汉末期天下大乱，人口损失巨大，加上地方豪强公然藏匿手下的农民，原有的赋税制度已经崩溃，政府根本收不到税。

以蜀国为例，在建立国家的几十年内，全国纳税民众仅有90多万，到蜀汉灭亡时全国人口只有108万。

仅仅十多年后，晋朝统计蜀汉地区人口却有400多万。即便十多年和平时间人口会增长，也不能迅速增长4倍。可见，当年被豪强家族隐藏的蜀汉地区人口，至少有一二百万人。这些人都不需要向蜀汉政府纳税，导致政府财力枯竭。

万般无奈下，曹操等诸侯改变了税制：公元204年，曹操废除秦汉以来的田租、口赋制度，把长期战乱造成的无主荒地分给流民耕种，在此基础上推行田租、户调制度。租即田赋，按亩征收农作物，调即户调，按户征收绢绵，合称为租调制。

按户收税减轻了家里人口多但是劳动力不多的家庭的负担，人民不用再四处逃亡、躲避查户口。

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国家战乱连连，豪强贵族又趁机吞并土地，导致老百姓雪上加霜。

为了缓解国家财政困境，各国君主又进行税务改革：各国都相继实行了新的田制和租调制，但最具创新性的当属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均田制，首先，把耕田平均分给农民，男子四十亩，女子二十亩，不准买卖，奴婢也同样拥有分地的权利。若是家里有一头耕牛，则可以得到三十亩田，最多不得超过四头牛。这样的分法，贵族和农民都能够获益，贵族拥有的奴婢和耕牛多，所以分到的土地自然也多。

每人拥有的土地数量是固定的，则可以按人头收取土地税，不必再将土地税和人头税分开收，因此税率也规定为每亩收四升的定额税制，改变了两汉的比例税制，官府省去了统计土地和评定收成质量的工作，直接按户口本收税，十分方便；农民遇上丰年增产了也不用多交税，大大改善了生活水平。

之后，就是我们在文章最初说到的隋唐时代租庸调法了。

可见，中国古代的赋税是不断改革的，大体是进步的，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。

中华民国期间，全国基本都在混战。作为一个农业国，中国农民交纳的税收是国家财政支柱，非常重要。

抗战期间，农民需要交纳农业税，政府征收8%至15%。

表面上这个税收不太高，可惜当时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，就需要向地主缴纳地租。

地主的地租往往达到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(个别地区高达二分之一)，两者叠加就超过40%，甚至超过60%，这样一来农民实际收入就很有限了。

在1948年，福建清流县是全国农业比较落后的地区。该县做过统计，县里普通农民每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公斤，贫农甚至达不到200公斤。

以贫农赖茂贤全家6 人为例，自有耕地1亩，租入土地20亩，年收稻谷 3450公斤，需交付地租1725 公斤（接近50%），人均收入仅237.8公斤。

而他们需要向政府缴纳农业税，加上其他必要的日常开销，剩下的粮食就不足每人每年200公斤。这些粮食都是原粮，脱粒加工以后一般只剩下360斤左右，相当于每天只能吃1斤粮食。

对于没有副食的成年人，一天吃1斤粮食只能半饱而已。

无奈之下，贫农只能将家里的细粮卖为粗粮，以便于家人填饱肚子。于是，当地贫农都过着“半年糠菜半年粮”的生活，勉强维持温饱而已。

福建山区的农业不能代表全国，但其他地方也不会有太大提高，大体贫农每年每人口粮不过200多公斤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将土地分给农民，从贫农家庭人均不到1亩土地、中农家庭人均2亩多土地，统一增加到人均2亩多到3亩。

得到土地以后，农民的积极性很高。除去交公粮以外，人均口粮增加到300多公斤，一些富饶地区甚至达到400多公斤。对于农民来说，如果一天吃2斤粮食，大体是能吃饱的，大家终于能吃口饱饭。

只是好景不长，1958年开始搞极左政策，又把土地收上去搞集体化。

结果就是，1960年人均口粮仅有200公斤，有些地方不到200公斤，还不如旧社会的标准。

整个七十年代，情况也没有好转。1976 年，农民人均年收入为67元，农民人均口粮则在250 公斤左右。

在1978年，政府报告显示：到1978年时农村有将近500万个核算单位，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30多元，其中现金收入74元，全国有近40%的农民吃不饱饭。不改革没有出路了。

到改革开放以后改变了土地制度，加上提高农业技术，农民生活才有很大提高。农民口粮人均在300斤以下，“吃不饱肚子”，“应当给他们以休养生息的机会”。全国有近四分之一到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，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入五角钱，“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”。

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介绍，安徽省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没有达到1955年度水平。195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768斤，1977年降为652斤，与1949年比，建国28年只增加4斤。淮北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，大别山老根据地一些农民穿不上裤子，盖不上被子，实在叫人难过。

这表明，“人民公社运动”的二十年的实践表明，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，人均粮食产量停滞不前，“农业学大寨”的老路就是农业停滞之路，中国农业发展需要另辟新路，这就是放松对农业的经济管制，取消对农民的政治强制，解放农民，让农民获得经济自由，激发他们的活力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民至少吃饱了肚子：1995年与1949年相比，粮食总产量增长了３倍多，年均递增3％。目前，中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，人均380公斤左右，达到世界平均水平。人均肉类产量41公斤、水产品21公斤、禽蛋14公斤、水果35公斤、蔬菜198公斤，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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